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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上海，这座光荣城市同时也是党诞生前的孕育之地和诞生后的早期活动中心。习近平总书记曾在2007年3月30日参观中共一大会址和中共二大会址时指出：中国共产党诞生在上海，这是上海的骄傲。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对展出17年的原有基本陈列进行改造，今年1月15日至6月30日期间暂停对外开放。经过两年的筹备和推进，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全新基本陈列 《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将于7月1日正式向公众开放。 相比原有陈列，全新基本陈列在展出内容、空间和呈现上都有较大提升，其中，展品数量从148件将增加至278件，展览面积从450平方米扩大到近1000平方米。而展陈方式也从原来以文物展示为主，结合运用了文物、图片、图表、文摘、创意展项等多种展陈载体，使历史与艺术相辅相彰，为更好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历史和追梦历程提供了崭新平台。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披露史料：建党前后，毛泽东曾多次来沪 光荣城市留下寻求真理的坚实脚步 95年前，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 那幢青砖白缝的石库门房子里，中国共产党呱呱坠地。“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正如毛泽东后来说的那样：“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先驱中就有毛泽东。根据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全新基本陈列 《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 披露的史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毛泽东曾多次来到上海。这个与他数次结缘的光荣城市，留下了伟人寻求真理的坚实脚步。 上海促成了毛泽东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转变 1919年3月14日，毛泽东生平第一次来到上海。此次抵沪，26岁的毛泽东是为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的湖南青年。作为新民学会的组织者、发起者，毛泽东这一年在上海共送走了3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最后一批是在同年的12月16日，他从武汉绕道上海，为蔡和森、向警予、蔡畅等人送行。 五四运动以后，军阀张敬尧在湖南实施残暴统治，毛泽东在湖南领导驱张运动。为了揭露张敬尧的罪恶，1920年5月5日，毛泽东再次来到上海，此行对他意义非凡，正如他自己所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到达上海后，毛泽东与3位新民学会会员同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 坐南朝北的砖木结构房子里。5月8日，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在南市半淞园聚会。这是一座私人花园，园内有山可登高，有水可荡舟，是文人雅士的雅集之所。参加那天聚会的，除了毛泽东，还有彭璜、陈绍林、萧三等。12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就新民学会的工作以及当前的革命形势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空隙，他们“在雨中拍照，近览淞江半水”。历经岁月洗礼，这张合影得以辗转保存，现存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照片中，毛泽东站在正中央，左手腋下还夹着一把伞。迎着暮春初夏的斜风细雨，12位年轻人将身影写意在半淞园的美景中。关于这次聚会的意义，萧三在回忆录 《人老心不老，愿作老青年》 中这样写道：经半淞园会议后，新民学会已初步孕育了“共产主义的胚胎”。 在上海的两个多月时间，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收获是遇到 《新青年》 的创办者陈独秀。当时，陈独秀和 《新青年》 是沉寂中的中国一面鲜艳的红旗。这段时间，毛泽东经常到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去拜访陈独秀。在陈独秀的寓所内，毛泽东和陈独秀一起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以及组织湖南联盟的计划等重大问题，陈独秀也向毛泽东讲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对毛泽东的思想转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后来在延安和美国著名记者斯诺交谈时回忆道：“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老渔阳里陈独秀的家里，毛泽东还认识了帮助陈独秀搞工人运动的湖南学生李启汉和李中…… 毛泽东还常去霞飞路 (今淮海路)的 《天问》 周刊社访问湖南各界爱国人士，向大家布置驱张斗争和改造湖南的具体事宜，还在 《天问》 上发表了 《湖南人民的自决》 一文。这是毛泽东在上海所写又为上海刊物所载的第一篇文章。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保存下了这一珍贵文献。文章刊发于1920年7月4日 《天问》 周刊第23号，署名“泽东”。文中，激扬的文字直指人心：“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的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 湖南驱逐张敬尧出境的运动胜利结束，毛泽东从上海返回长沙。毛泽东这次上海之行的收获是相当大的，促成了他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转变。他以后跟斯诺回忆这段历程时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毛泽东在一大会议上很少发言，但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 毛泽东返湘后，与上海的陈独秀、李达等一直保持密切联系。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与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在与陈独秀、李大钊商议后，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达、李汉俊在征询陈独秀、李大钊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写信通知各地党组织，要求派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陈列研究部副主任张玉菡说，当时，各地的代表都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悄然动身的，以至相关的史料极度稀少。唯独毛泽东、何叔衡的行踪有迹可寻，被记录在新民学会成员谢觉哉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中。日记是从右往左竖写的，里面有这样一段文字：“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OOOOO之招”。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知道这是件大事，怕泄露，只能以圈代意。其中“大事”指的便是中共一大。1952年，谢觉哉追忆了毛泽东和何叔衡离开长沙时的情景。他写道：“一个夜晚……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是毛泽东第4次来上海，他与陆续到达的各地代表，以北大师生暑假旅行团的名义借宿位于法租界白尔路 (今太仓路) 的博文女校。正式开会之前，这里成了代表们聚会的主要场所，他们抓紧时间相互了解各地的建党情况，交流工作心得……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邻近博文女校的望志路106号举行。这是上海代表李汉俊与其兄李书城的寓所，一幢典型的石库门建筑，青砖嵌着白色粉线，黑漆大门配着一对沉甸甸的铜环，朴实中透着庄重和肃穆。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李公馆一楼客厅内，一个方形大餐桌前，13名国内代表和2名共产国际代表秘密聚集齐。由于“南陈北李”(陈独秀、李大钊) 的缺席，大家推举学生运动领袖张国焘为大会主席，年轻的毛泽东与周佛海担任记录员。会议中，毛泽东作过一次发言：他报告了长沙党组织的建立情况、主要工作、活动方式和经验教训。讨论工人运动的形式时，毛泽东还根据自己的体会，坚决主张应把整个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表达了他早年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的发言让人刮目相看，正如包惠僧说的那样，“我对毛泽东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如果要说话即是沉着而有力量。”刘仁静回忆道：“在一大会议上毛泽东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 一大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播撒火种的源头。毛泽东回长沙后告诉妻子杨开慧：这是一次年轻人的会议，最年长的何叔衡45岁，最年轻的刘仁静仅19岁。13位代表的平均年龄28岁，正巧是自己的年纪。一大召开后，中国历史踏入新历程，汇聚于此的13人从上海走出，星散四方，就此改变了民族的命运。 关于中共一大，我们应该知道的这些事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被传为佳话，但陈独秀、李大钊为何没有参加中共一大？ 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两位知识分子领袖在当时享有极高声誉，他们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1920年，为避免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和他酝酿成立共产党组织，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一大会议期间，陈独秀因刚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不久，事务繁忙，无暇赴会，于是委派陈公博代表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包惠僧为私人代表去了上海。儒雅温和的李大钊时任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校务格外繁忙，而且，还要全力领导已持续几个月反对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的“索薪斗争”，实在分身乏术。当然，陈独秀、李大钊虽然没有出席中共一大，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两人在中共创建史上主要创始人的历史地位。 中共一大举办了几次会议，期间发生了哪些事情？ 中共一大共举办了7次会议。第一天，张国焘介绍了大会筹备经过，提出必须制定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24日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交流工作经验。25日、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党纲与政纲是最难于拟订的，但大家一致认为非有这一文件不可。张国焘等人汇集陈独秀和各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先行拟出两个草案，再交由李汉俊、刘仁静、周佛海等共同审查。 27日至29日的3天会议，在讨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和原则时，与会代表产生了激烈争论。由于代表们各自的文化背景和对马克思主义认识和理解的不同，他们对待孙中山政府的态度、能否在现政府就职、当前共产党人主要目标是着重做学问研究还是积极从事工人运动等问题，均展开充分的论辩。最后，大家归纳出一致意见：中国共产党应确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着重理论研究和实际的工人运动，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与影响。 30日晚，大会开到第六次会议时，会场突然闯进一名法租界巡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是一位革命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他立刻让与会代表转移。代表们离开不过一刻钟，法租界巡捕房开了两辆卡车，载华探、法探及翻译等9名扑进会场。李汉俊与有意留下来的陈公博慎重周旋，化解了这次危机。“李公馆”是不能再开会了，经李达的夫人王会悟牵线，代表们约定转移到距上海约100公里的浙江嘉兴继续开会。那天清晨，代表们乘上了上海开往嘉兴的火车，几个小时后，嘉兴南湖上聚集了这批革命者的身影。两位共产国际代表担心自己的“老外”面孔会暴露目标，没有随行；陈公博因半夜大东旅社发生的情杀案而惧怕至极，借故到杭州游玩，没有参加。 中共一大是在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为何把7月1日作为党的纪念日？ 最早提出把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 日来纪念的领袖是毛泽东。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一篇有名的论著———《论持久战》。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说：“今年7月 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日。为了使每个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能够尽其更好更大的努力，也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 而最早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正式把7月1日定为党的诞生日纪念，是在1941年6月30日。当时中共中央在延安，为了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延安档案部门的同志专门去查阅了我党的原始档案资料。但在查阅过程中发现，因为战争年代，中共一大的多数原始档案在多次转移中散失了。于是，档案部门的同志又专门去访问了当时在延安的、参加过党的一大的代表毛泽东和董必武，请他们帮助回忆党的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20年，加上个人的记忆有限，他们只记得是1921年7月，天气非常炎热，但具体哪一天记不清楚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在1941年6月 30日专门发布了 《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抗战4周年纪念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明确地指出：“今年七一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 此后，每年的7月1日，全党都要热烈庆祝党的诞生纪念日。1957年1月，苏共中央将当年共产国际保存的中共一大的3份文件全部移交给中共中央，这些中共一大的文件详细记载了党的一大召开的具体情况和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和决议。另外，196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公布了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1924年1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提交的一篇毕业论文，后面还附了6份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文件。其中所附的英文本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与苏共中央移交给我国的俄文本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相对照，内容完全相同。至此，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 23日召开考证清楚，但几十年来“七一”这个光辉的日子已经深深地铭刻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因此，中共中央认为没有必要再改变党的诞生纪念日，仍将每年的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纪念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