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今年救援出动太频繁了，这表明有一些亟待规范、解决、改变的问题已经十分急迫了。”每次参与救援，廖志文总会在事后晒出救援过程的图片，提醒驴友“不要盲目参团”“不要走不熟悉的线路”、“不要留下垃圾”……但在他“絮叨”的同时，光是10月，福建省登山协会山地救援队便7次出动救援。 民众登山热情提升令民间救援频繁 作为与110联动单位的福建省登山协会，接到110指挥中心转来的多是在山上迷路的救援任务，“通常是天黑看不到路了，或出现起雾、下雪等天气变化，以及选择陌生线路等问题。”2013年看见报纸上公开招募志愿者消息便加入救援队的“小刀”，算是规范队伍后的第一批志愿者，“2013年共有9起，2014年翻了一倍，今年前几个月就超过以前1年的数据了。” 在他的印象中，救援对象暑期多是学生，而最近出现险情的多是老人。” 46岁的史先生是福州的一名户外登山爱好者，看到聚集了不少驴友的QQ群发布了组织攀登鼓山的活动公告，便给自己和妻子报了名，“鼓山是风景区，我便没做多少准备。”但以往的经验还是让史先生往包里放了饮用水、少量干粮、两件雨衣、一件厚衬衫、一把手电和一副登山杖。他完全没想到，由于领队偏离了线路，整个团队30多人迷失在山林中，临时组成的队伍，意见出现了分歧，一拨儿人往顶上攀登探路，另一拨儿则向山下折返，跟随登顶探路的史先生夫妇在穿越顶峰时，因妻子体力不支落了单。“我们蹲在大约70度的崖壁上，身旁是100多米高的悬崖。”下午3点多，史先生向福州110报警，他的情况即刻便出现在福建山地救援队的任务群里，5点左右，“小刀”和队友已经出现在附近。“山上信号一直飘，根本无法定位。”史先生把自己橙色的雨衣缠在登山杖上，向救援队标明位置，直到6点左右看到救援队员的手电光。 在被救援队救下山后，史先生便持续关注救援队的动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其中的一员，“有了这次教训，我会积极参加专业培训，锻炼技术和体能，努力向救援队的考核标准看齐。” 救援或被救援的经历，往往成为志愿者队伍壮大的原因。“福建山地救援队目前共有100多名志愿者，一线队员38人，他们没有薪酬、24小时待命、风雨无阻，执行任务时还要冒着生命危险。”队长陈贵斌笑称自己坚持了十多年的救援行动，是“最不划算的兼职”，这名村支书从救援队雏形时期至今，参与了30多次救援行动，成功救出50多名被困者。他印象深刻的一次救援发生在今年4月，“鼓山上一条成熟的登山道，走到那个地方可以看见福州市的全景，一个独自出游的姑娘只顾拍照，脚下一滑便跌倒在山崖的岩石上，下面是百米渊。” 这是2001年建队以来技术难度最大的一次救援。接到报警时，大约是下午四五点钟，从事物业管理工作的90后小伙“夏天”正在上班，得到消息后马上在群里进行了报备，并在第一时间赶到事发现场，与在消防队担任大厨的“大山”以及从特种兵部队退役的廖志文组成第一梯队，勘察被救者及现场状况。自己创业的“小刀”马上结束了与客户的会面，成为这次救援的后方指挥。 由于被救者处在崖面下方，因此这次救援要动用滑轮组等吊装设备，第一梯队的三个人分别被吊送到3个平台上，挂在半空中的“夏天”突然被崖壁中出现的被困人吓了一跳，“不到两平方米的小平台上，一个眼睛红红的女生缩在角落里，手臂上全是伤口，脚腕肿得和膝盖差不多粗。”“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头盔戴在女孩头上，再用从上面吊下来的毛毯、热水、医疗用品等帮助女孩稳定情绪，1个小时后，女孩才有了配合救援的能力。 对于这个团队来说，基本上每个人都具备心理疏导、勘察路线、医疗救助、运输伤员等综合能力，因此，收到救援信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人就能即刻投入救援，只是受困者通常看见天黑才放弃自救，女队员“旋律”打趣说：“晚饭时间会习惯看手机，我们常常点好菜还没动筷子就走了。”而完成救援后，往往已是天亮，很多人回家洗把脸又接着去上班，同事中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头天晚上的救援行动，因为此时的“大山”“夏天”“小刀”……已经切换到生活中真实的名字。 遭遇尴尬的热情如何持续 作为一个公益救援组织，福建山地救援队是由2001年成立的福建省登山协会登山救援中心扩编成立的，而发起人正是福建省登山协会会长朱韶明。35岁那年，朱韶明有过一次心脏骤停9秒的经历，此后，他在登山运动中逐步康复，1999年，他发起成立福建省登山协会，两年后，登山救援中心应运而生。 随着群众对登山活动的热情提升，迷路、遇险等情况日益增加，对救援中心的要求也不断提升，因此2013年对救援队进行了一次规整，在人员和设备上都进行了升级。规模的升级也带来了维持的压力，作为一个公益性的救援组织，朱韶明几乎成了这支救援力量所有的经济支柱，“尽管近两年能利用自己的人脉来寻求更多资源，也只能说是支持一下，但能维护多久还很难说。” “交通费、餐费等都是志愿者自己解决，为了想办法减少队员的开销，我们也会向社会上的公益基金会申请救援基金。”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秘书长石欣表示，作为一支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开始慢慢完善成立的救援队，尽管每年因工作单位变化、结婚生子等原因存在人员流失，但还是从一开始的60人发展到现在的340名志愿者。 “在不少发达国家，海岸救生队、消防队还有山地救援队等都由志愿者组成，他们享有很高的社会认同度，且在政策上能得到很多支持，例如免费培训、救援设施的支持等。”石欣表示，在灾害频发的情况下，民间救援力量能帮助政府减少救援成本，同时达到专业效果，“其实，在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同样有较好的示范，红磡体育场办一场演唱会，进行人流疏导的大多是自发的志愿者，台湾也有很多义务消防员，经过相关部门考核发证和培训，平常是市民，但坚持训练，有灾害发生时马上就能集结参与救援行动。”只是，目前这样的结合在内地，通常停留在任务执行层面。 “2008年因汶川大地震，被很多人视为志愿服务、民间救援的元年，实际上，民间救援的善举历来有之，只是形成社会团体后在近10年发展较快。”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目前国内民间救援组织的热情如何持续，应当从救援组织和政府两方面进行考虑，“国外的公益性组织通常会设有筹资部或筹资经理，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项目建议书与政府、企业等打交道。其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既要包括救援能力，也要包括筹资生存能力，但国内很多这样的组织发育并不完全。”此外，政府和民间救援组织间相互认识程度不足，“不少政府部门并不了解民间救援力量的专业水平有多高，对其参与的作用还有待认识，但政策框架上已经出台了适用的规定。” 2014年12月15日，财政部、民政部、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印发了《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的该《管理办法》明确了政府购买服务的原则和重点，指导性目录也更加细化具体，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进来，形成改善公共服务的合力。 但有了政策导向，如何与政府真正对接仍是民间救援组织的一大难题，石欣表示，“首先，大部分地方政府决策者观念仍停留在过往的既定方针上，并不愿创新。其次，当前的政策还没有清晰的操作意见能供基层地方政府作参考，他们只是看到文件而不知道该怎么办，因此，基层地方政府在是否购买民间救援力量为公共服务这个问题上很谨慎，不知道也不敢创新。” 但为了民间救援组织的持续发展，不少组织开始自谋出路。“资金方面，绝不允许向被救者索取费用，主要解决方式除了与公益基金会对接外，大部分则通过募款解决，比如每年一两次队员相互间捐赠物资及装备用以拍卖，也能筹集一些经费。”北京的绿野救援队队长吕忠洪表示，随着民间救援力量逐渐成熟，除了参与实际救灾行动外，“救援组织需要花大力气在普及减灾、防灾的工作上，比如进入社会或者学校等。”据吕忠洪透露，目前救援队正在开发救援课程，且与北京多所小学长期合作，“比如，一个班一周两堂课，传播自救、自护的知识。这不仅能实现社会价值，也可以得到政府采购项目的支持，形成造血功能帮助持续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