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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洁净三江源。
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昂赛乡走上“生态+旅游”脱贫之路。
保护环境已成为了他们的习惯。
搬进新居、开起小车，昔日黄河源头牧民日子越过越好。
工作人员在整理相关资料。
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份责任，更是一份荣誉。
网格化管理让管护工作更加科学有效。
图片均为本报记者黄灵燕 摄 “青海的生态地位重要而特殊。”“保护好三江源，保护好中华水塔，是青海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来不得半点闪失。”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肩负国家使命，自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以来，青海立足国家生态安全战略，把体制机制创新作为体制试点的“根”与“魂”，举全省之力积极探索、推进改革。 确立了依法、绿色、全民、智慧、和谐、科学、开放、文化、质量建园的理念；形成了三江源国家公园规划、政策、制度、标准、生态保护、机构运行、人力资源、多元投入、科技支撑、监测评估考核、项目、宣传教育、公众参与、合作交流、社区共管十五个体系；改变了原来“九龙治水”局面，彻底解决执法监管“碎片化”问题，理顺自然资源所有权和行政管理权关系…… 在一系列探索创新、改革实践中，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退化得到遏制，生态环境状况明显好转，农牧民生产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进一步筑牢。 解决体制上的碎片化，开启大部门宽职能综合性保护之路 2016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在三江源地区实施，地方政府(青海省)为责任主体，果洛藏族自治州玛多县、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治多县、曲麻莱县及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管辖区域被纳入试点范围。 如何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以生态保护优先理念协调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确保源头活水源源不断、生命之水长流不竭，让子孙后代拥有一方“净土”？ 国家公园建设初期，强化顶层设计，勇于探索创新，先后制定出台了《青海省创建全国生态文明先行区行动方案》《青海省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总体方案》《青海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等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方案、规划，对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作出了一揽子政策制度设计，有力保障了保护和建设的科学规范、有序推进。 坚持“大部门、宽职能、综合性”的原则，整合行政资源，减少管理层次，构建精简、高效、统一、精干的行政管理机构，率先探索建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新体制、新机制。 2016年6月，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正式挂牌，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三个园区管委会一并成立。各园区所在县的县委书记任园区管委会党委书记，县长任主任，水利、环保、国土、林业等县级主管部门一并纳入管委会，整合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 从构建大部门管理体制，到优化重组各类保护地，国家公园让自然资源所有权和行政管理权、自然保护与经济发展、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管理者与利用者之间，通过制定统一的规范和标准，保育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原真性、多样性和典型性，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铺垫出了一条持续发展的共享之路。 这一改革，无史可鉴；这一改革，大刀阔斧，这一改革，走在了全国前列。让曾经的“九龙治水”“条块分割”“政出多门”“职能交叉”“职责分割”等弊端，创新为功能重组、统一管理的国家公园新模式。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李晓南说，解决体制上的碎片化，才能解决保护上的碎片化。各园区内县政府组成部门由原来的20个左右统一精简为15个，生态管理归管委会，其他社会管理归地方政府，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为实现国家公园范围内自然资源资产、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两个统一行使”和三江源国家公园重要资源资产国家所有、全民共享、世代传承奠定了体制基础。 按照“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山水林草湖一体化管理保护”的原则，三江源国家公园范围内的自然保护区、国际和国家重要湿地、重要饮用水源地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遗产地等得到优化组合。在集中统一管理下，各园区各功能分区之间的整体性、联通性、协调性得到加强，实现了整体保护、系统修复、一体化管理的目标。 夯实国家公园绿色家底，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家园 “现在我们村与北京大学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合作，已达安装了82台红外相机。每台相机专门有一保管护员负责，3个月收集一次信息，目前已监测到了40多只雪豹、7只金钱豹。”杂多县昂赛乡年都村生态管护员次丁是最早的一批监测员。他负责管理着一台红外相机，平时他将相机放到最有可能拍摄到野生动物的位置，然后定期维护、收集数据。红外相机拍摄到的野生动物，成了他最开心和自豪的事。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澜沧江源园区管委会规划财务部部长牟永宏介绍，近年来杂多县政府同科研院所在澜沧江源头地区开展持续生物多样性调查活动，共有80余名经过培训的牧民生态监测员参与到野生动物的监测中。目前，年都村水下红外相机已经安装好，在陆地红外线相机实现全覆盖的同时，监测内容将延伸向这里的各条水域。 为全面推动绿色发展，三江源地区先后累计投入22.5亿元资金，重点实施了生态保护建设工程、保护监测设施、科普教育服务设施、大数据中心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三江源二期工程、湿地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项目。 通过实施生态监测和基础地理信息系统建设工程，整合先进监测手段，运用通讯传输和信息化技术，国家公园实现了三江源地区环境、生态、资源等各类数据的高密度、多要素、全天候、全自动采集，形成了以“3S”技术为支撑、遥感监测与地面监测相结合的三江源综合试验区区域生态监测体系和监测技术保障体系，初步建立了“天空地一体化”的生态环境监测评估体系和数据集成共享机制。 走进三江源国家公园，无论在黄河源园区，还是在澜沧江源园区或长江源园区，听到、看到最多的还是生态管护员救助野生动物、护渔、护鸟的故事。 目前，通过退牧还草、禁牧封育、草畜平衡管理、黑土滩治理、草原有害生物防控等措施，三江源地区草原植被盖度提高约2个百分点，实际载畜量减少到1599万羊单位，退化草地面积减少约2300平方公里，各类草地草层厚度、覆盖度和产草量呈上升趋势，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生态服务功能进一步凸显。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惟有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过近三年的试点，创新出的”六位一体”“一岗多责”等体制机制，实施的重大生态工程，正改变着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环境，数据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通过实施封山（沙）育林、人工造林、现有林管护和中幼林抚育等措施，三江源地区森林覆盖率由4.8%提高到7.43%，森林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生态效益逐渐释放，沙化土地治理率提高到47%，沙化扩大趋势得到初步遏制，流沙侵害公路等现象得到缓解； ——三江源地区水域占比由4.89%增加到5.70%，湿地监测站点植被盖度增长了4.67%，样地生物量呈增长趋势。年平均出境水量比2005至2012年均出境水量年均增加59.67亿立方米，地表水环境质量为优，监测断面水质在Ⅱ类以上； ——通过采取围栏、设立封育警示牌等措施，减少了人为干扰，湿地面积显著增加，植被盖度逐步提高，湿地生态系统得到了有效保护，湿地功能逐步增强。藏羚、普氏原羚、黑颈鹤等珍稀野生动物种群数量逐年增加，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 三江源国家公园通过边实践、边完善、边提高、边推进，在科学规划、综合协调、管理机制、资源整合、科技支撑等方面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探索形成了黑土滩综合治理、牧草补播及草种组合搭配、“杨树深栽”等一批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可操作的模式和技术，为新时代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提供了好的做法和经验。 释放生态保护红利，达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效果 近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规划实施中期评估。结果显示，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生态建设工程区生态环境状况明显好转，生态保护体制机制日益完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生态安全屏障进一步筑牢。 “作为一名生态管护员，能够保护家乡的山水林草不受‘伤害’，就是我最大的快乐！这也是一件为子孙造福、让乡亲们羡慕的事，我感到很荣耀。”玛多县生态管护员才昂仁增所能感受到的变化不仅是牧草长高了、野生动物增加了、环境更好了。 从普通牧民转变为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一名生态管护员，才昂仁增放下牧鞭，加入到生态保护的行列。是三江源国家公园实施的“一户一岗”制度，让和他一样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纳入网格员公益岗位，实现了被动接受管理向社会管理参与者的转变。 每名网格员实行“基础工资+绩效工资”方式，每月1800元工资按照基础工资70%，绩效工资30%的比例，以“一卡通”形式发放，不仅让普通牧民实现了投身建设国家公园的愿望，也让户均每年增加2万元以上收入。享受到了生态“红利”，保护生态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通过生态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村能源建设、技能培训以及退牧还草、草原森林有害生物防控、退化草地治理、水土保持等生态保护工程实施，三江源地区生态优势正逐步转化为发展优势，生态红利溢出效应日益显现。 尤其，实施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生态公益林补偿、生态移民补助、湿地生态补助、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等工程和政策，初步建立了三江源地区以中央财政为主、地方财政为辅的生态补偿体系，生态补偿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 随着发展生态畜牧业、生态旅游，生态保护红利持续释放，农牧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规划实施中期评估结果显示，三江源地区实现旅游总收入79.48亿元，年均增速20.75%。同时，牧群众通过我省全面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和各类生态保护政策，设立草原生态公益管护岗位，拓宽了农牧民就业渠道，促进当地农牧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7300元，农牧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 牟永宏说，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的实施，明显加深了项目区广大干部群众对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和建设重大意义的认识。广大群众由原来的“要我保护”转变为“我要保护”，自觉参与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高涨，为持续深入推进三江源保护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李晓南说：“通过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各园区吸引老人和小孩向城镇集中，以此减轻草场压力，让牧民群众逐步达到转岗、转业、转产的目的，实现了减人减畜的目标。” 如今，在稳定草原承包经营基本经济制度，园区牧民草原承包经营权不变，在充分尊重牧民意愿的基础上，国家公园在体制试点中通过发展生态畜牧业合作社，开始大胆尝试将草场承包经营逐步转向特许经营，鼓励引导并扶持牧民从事公园生态体验、环境教育服务以及生态保护工程劳务、生态监测等工作，使牧民群众在参与生态保护、公园管理中获得了稳定长效收益，促进了当地牧民群众增收致富。 记者感言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罗连军 在海拔4000米以上、生态极其脆弱的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破解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通过突破传统的束缚，打破原有的界限，构建大部门管理体制，优化重组各类保护地，改变“九龙治水”“条块分割”“政出多门”“职能交叉”“职责分割”等弊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走好了创新的第一步，为科学规范、有序推进公园保护与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通过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一户一岗”制度，三个园区实行网格化管理，户均年增收2万元以上，切实享受到了生态“红利”。一些解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发展生态畜牧业、生态旅游业，由草原利用者转为生态管护者，实现从被动接受管理向社会管理参与者的转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雏形在这里显现。 三江源地区的实践告诉我们，破解发展与保护难题，关键是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正确把握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探索协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路子。 保护与发展的难题，正在三江源大地上破解，前行的道路还很漫长。“保护好三江源，保护好中华水塔”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是青海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容不得半点闪失。我们要牢记“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坚持生态保护优先，进一步保护生态环境与建设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把生态环境保护优先理念贯穿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扎实做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内的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生态公益林补偿、生态移民补助、湿地生态补助、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等各项工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发展，实现生态保护、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共赢”，确保一江春水向东流，确保中华水塔丰沛坚固。 作者：罗连军 林玟均 咸文静 来源：青海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