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管理｜如何保护草原——保护草原，我们应该向游牧文化学些什么

天边的蒙古包

       尊重草原游牧文化

　　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多民族文明的总和，其中有两条文明主线一直贯穿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其一是在农业生态背景下建构发展起来的，以儒释道文化为主体的农耕文明，其二则是北方各草原游牧民族基于草原生态背景所形成的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意义毋庸多议，但有关草原游牧文明的探讨则多限于将其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边缘，甚至将其与农耕文明所对立，这种观点是有悖于中华文明多样性实质的。“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我们应该正确理解这两种文明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其实，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主体历史就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两种文明相互对立、相互交织、相互补充、血脉交融、彼盛此衰的历史，是一部两种文明组成的整体中华民族盛衰强弱的历史。

　　历朝历代拓展的辽阔中华大地是整体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根本，“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统一的生命共同体，我们应该切切实实保护好这块美丽的中华大地，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地，保护好哺育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各种生态系统。当今，我们对于森林、湿地、荒漠、农田及海洋生态系统已经有了较高的理解和认识了，但对草原生态系统的认识却远远不够，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没有把草原当做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来看待，仅是把草原当做生产草料、发展畜牧业的地方，以畜牧论英雄。像对待农田一样对待草原，像对待农耕一样对待游牧的办法是我们很多政策错误的根源。我们应该把草原游牧文明的精髓，落实到对于草原生态系统的保护中来；我们应该从草原游牧文化中学习和汲取营养，而不是把农业农村管理中成功的东西简单套用到草原管理和保护中。

　　就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大局来说，从保护我国北方生态屏障的要求出发，我们比蒙古国有更优越的条件。除自然条件外，我们有辽阔的国土腹地做支撑，有强大的祖国和这些年的社会经济发展成果作后盾，我们更有森林、湿地、荒漠生态系统保护以及破坏后治理成功的经验。在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强调绿色发展的今天，我们为什么不去下功夫改变理念，不去认真落实呢？

       坚持休牧、轮牧等草原利用方式

　　目前草原的发展状况是，内蒙已经有些地方个人草场较大的牧民（如东乌旗等），早就将自己的牧场进行了分区轮牧。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锡林郭勒、赤峰，新疆阿勒泰、青海玉树等地的牧民有的已经自动组织起来，采用合作社的形式，拆除一家一户的网围栏，合并小面积草原成为大面积的草原。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实行轮牧、休牧，让草原有喘息的机会，达到可持续利用的目的。据中央电视台报道：“每年六月一日起，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北部巴彦温都尔地区，三千多个蒙古族牧民，赶着几十万头只牛马羊，沿哈布其拉、古日班达巴、敦达乌苏分三路进行大迁徙，绵延几十里，浩浩荡荡移入夏季牧场”。并且强调：“转场是让草原生态系统休养生息的一个重要措施，逐水草而迁徙是牧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摸索出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这些做法，其实就是草原游牧文化的精神内核在牧民生活中的自觉反映。中央电视台还特别强调：“真诚的希望内蒙古千年游牧文明不会消失，希望马背民族那种崇尚自然的信念一直流传下去……”。

　　不管是原来 “逐水草而居 ”的原始游牧，还是现在的四季轮牧、两季轮牧等，科学知识与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轮牧式利用草原可以说是实现草原资源永续利用，牧区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方式。但轮牧式利用草原必须具备几个基本条件 : 一是经营使用的草场面积要足够大 , 二是经营使用范围内的草场要有一定的小类型之分 ( 冬春营盘、夏秋营盘及放牧场、打草场等 ) ，而当今草原牧区的很多地方已经不具备这样条件了。所以，国家应该制定鼓励使“小草场”变“大草场”的政策，鼓励基层牧民去试去创新去合作，不同的地区不同情况可以有不同的模式，不搞一刀切。

　　目前，在我们大多数的草原上都已经采取定居方式多年了，草原合并扩大后，采取”人不动草原动”的方式也是可行的选择。人可以定居“不动”， “草原动”就是休牧、轮牧草原，人可以从定居点赶到游牧点，或者放牧人跟着轮牧草原走。当今社会的发展，牧民骑摩托、开汽车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放牧人跟着草原动的问题完全可以解决。季节性休牧、划区轮牧、草畜平衡制度是必须切实贯彻实施的最基本制度，就像我国目前江河湖海普遍实施的的“休渔期”一样。应该积极扶持发展草原合作社、家庭牧场和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开辟新的活路，以保障牧民合理利用草场，绿色发展增收致富。

蓝天下的羊群

      科学严防超载过牧

　　而“以草定畜，分类指导，因地制宜，严防超载过牧”是我们绿色发展草原的红线，不可突破。其中严防超载过牧是多年实施的口号，但实施起来总是不尽人意。除了草原政策法规不完善，草原监管能力弱，执法队伍不健全外，我们的草原资源本底不清，盲目施政，具体措施办法不科学，没有分类指导是其最重要原因。

　　我国多年来对天然草地的畜牧业功能设立了畜牧业评价体系，该体系依据草地上各种牧草的饲用价值（适口性、营养性、可利用性）进行了评价。但是，不同地区不同草地类型的生产力水平和畜牧业水平是不同的，用一个口径标准来衡量有失偏颇。且该分类等级主要建立在以发展畜牧业为目的基础上，忽视了草原生态作用。还有很多地方不是以草定畜，而是以人定畜，这样危害就更加严重了。草地资源底数不清，相关数据仍是上世纪80年代的调查结果，不能客观反映这些年草原的变化，更难以支撑草原的科学管理。

　　配合此次国家整合全国自然资源统一建本立账的大好形势，建议尽快启动新形势新要求下的全国草原资源清查工作。

       停止盲目开发、开垦草原

　　这些年来，由于片面追求GDP，违法违规征占用草原、开垦草原、破坏草原植被的现象屡禁不止。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甚至提出过向草原进军、向牧区要粮、大量移民牧区的错误做法。大片的垦草种粮、开矿占地、植被破坏等，使得草原牧区的荒漠化面积以惊人的速度扩展。开出的耕地往往几年后就撂荒变成沙地或沙漠，于是再去开垦新的草原，这样周而复始，草原面积愈来愈小，沙地、沙漠的面积愈来愈大，草原生态环境进入恶性循环、逆向演替。

　　我国的草原牧区既是生态脆弱带，更是重要生态屏障带，其人口的承纳能力比内地和沿海要低得多，过高地估计草原地区的环境容量、资源承载量，采取大量移民、盲目发展经济的政策，不能不说是草原自然资源和环境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 。

      充分重视草原的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

　　草原是人、畜与草协同进化的结果，生物多样性越丰富的草原生态系统越稳定，产草量越大，载畜量越大。生物多样性是草原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由于草原退化、沙化等原因，使得许多珍稀植物大大减少甚至消失，一些野生动物由于食物来源短缺，导致数量逐年减少甚至绝迹，而老鼠、蝗虫等有害动物（注：所谓害、毒、劣质-主要是相对于优良草场和牲畜而言，全文同）却变得更加猖獗，使得原本退化的草群遭到更大的破坏，草原的生物多样性降低甚至丧失。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将农业联产承包制大获成功的经验套用到草原上，在草原上采用了草场分包到户，用网围栏划定界限的办法。大片的草原、荒漠草原包括沙地，凡是有植被的地方，大部分都被无数的、横七竖八的网围栏分割成小块小块的独立王国，铁丝网围栏瓜分了草原，呈现出“多、密、乱”的特点。这些政策带来了的严重生态问题现在已经不断显现出来，植被被盖度减少，植物旱生化程度变高，不仅使草原、荒漠植被无法轮牧修生养息，致使草场严重退化。更使得野生动物的繁衍、迁徙、逃生的通道被统统阻断，致使岩羊、鹅喉羚、高鼻羚羊、普氏原羚、黄羊等有蹄类动物的活动受到相当地限制，甚至包括各种鸟类，撞死、挂死的现象时有发生。有调查证明，从2003年到2012年9年的“围栏效应”，已经导致新疆北部鹅喉羚种群数量下降50%以上。内蒙古的黄羊如此，世界最濒危的有蹄类动物、国家一级保护的普氏原羚也如此，中国相当稀缺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高鼻羚羊，因为网围栏的阻隔物种没法交流濒临灭绝。网围栏已经成为野生动物致命的、无法逾越的障碍。青海湖畔的普氏原羚因为网围栏遇难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引发社会大讨论，公众纷纷呼吁拆除网围栏，当地已经逐步采取了去铁刺、降低围栏高度、降低网围栏密度、留下动物通道等办法，取得了一定的保护效果。

　　要建立和完善草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对于主要发挥生态功能为主的地方，国家在政策上应该给予倾斜。建立草原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完善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及保险赔偿制度。要根据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统一规划部署，为野生动物的生存留出余地。目前可以先采取减少围栏密度，拆除部分围栏，为野生动物留出迁徙通道的办法，以后再逐步推进。

草原蒙古包

      严格管控水资源利用，不盲目发展人工草地及饲草地

　　降水量是森林和草原生态区划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沙漠、沙地和草原生态区划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水-就是制约草原生态和经济的关键。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对草原牧区的影响是相当严重的。一是中上游城镇建设及开垦的不合理用水，致使河水断流、下游的湖泊与绿洲消失、草原荒漠化不断加剧；二是开矿等过量开采草原牧区的地下水、破坏了地下蓄水层，使得地下水位下降，生态用水不断减少，草原植被衰退，生态环境恶化且难于恢复；三是盲目扩展饲草地及人工草地，打井取水灌溉等行为，耗竭了生态用水，为草原的退化沙化推波助澜。内蒙古飞播牧草多年来一直在600～800万亩之间徘徊，主要是与草原牧区水土资源的制约分不开的。我国的北方草原牧区绝大部分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地下水极其匮乏而珍贵，土壤又为沙地性质，能够建设永久性饲草料基地的地块并不多。澳大利亚人工草料基地的发展就有严格的地域选择，在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不建，只在其东南部的湿润和半湿润地带集中建设。

      明晰产权、分层级解决草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问题

　　我国的自然资源产权模糊，草原资源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的模糊，表现在产权主体的缺位上，这就使 “公地悲剧”有了上演的条件。在不同地域，土地资源存在着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的界定不清和层级混乱的现象。到底谁来代表国家也不清楚，是中央还是地方？是省还是乡镇苏木？很多地方集体权属不清，有的地区“集体”已经名存实亡。草场的使用权在有的地区通过草场家庭承包经营落实到了牧户，但存在界线不清的情况；有的地区是谁有牲畜谁就使用草场，使用权混乱。

　　内蒙的草原1980年代初期开始的“草场公有承包，牲畜私有户养”的改革。这个草原牧区基本经营制度的变革，调动了广大牧民发展畜牧业生产的积极性，然而，由于牲畜是自己的，而草场归根到底还不是自己的等原因，人们更加关注牲畜牧养量的增加和自有财富的积累，而对草场的可持续掉以轻心或者干脆急功近利。这就是草原畜牧业承包经营制度建立以来，牲畜头数大幅度增加、超载过牧日趋严重、草原退化沙化不断加剧的内部自我驱动的重要原因。短期利益、有水快流的急功近利，还出现了围栏外的草场比围栏内的草场破坏严重，通过租赁等形式发生了流转的草场比没有发生的破坏严重等现象，说到底还是“公地悲剧”问题。而这样的问题需要草原产权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完善才能解决，应该重点解决明晰产权、分层级解决草地所有权、经营权和收益权的问题。

      生态修复是当前草原保护建设的首要任务

　　要继续加大和强化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的工程措施。推动建立草原保护修复的长效机制，真正坚持要素配置、资金保障、项目立项优先的原则。开展生态修复，必须师法自然；必须遵循草原生态系统内在的机理和规律；必须坚持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促进为辅的方针；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实施“干旱草原突出自然修复”“半干旱草原突出综合治理”“湿润草原突出提质增绿”等一系列有针对性的修复策略。

　　我国草原生态破坏的重灾区往往水热条件较差，植被更新困难，因此在修复措施上应按照不改变或尽量少改变原有土壤植被层的原则，突出自然修复。主要修复措施：一要对退化草原大范围开展限期封育、禁牧或休牧，实施退牧还草，特别是对严重退化草原要实施最严格的禁牧措施，必要时辅以人工促进的办法；二要在部分年降雨量200mm以上的地区，选择飞播改良或人工补播并严格管控；三要对因开矿等工程建设破坏的草原进行人工植被恢复的强力干预。

      巩固和健全现有的草原类型自然保护区及自然公园，建设草原国家公园和游牧文化保护区，修改“草原法”

　　要按照草地生态系统的科学分类，以自然地理气候、不同的结构组成以及与人类活动的关系来进行空缺性分析。我国现已经建有45个草原自然保护区，在巩固和建设好现有的草原自然保护区的基础上，还应该按照不同的草原分类及草原生物多样性的不同来建立一批自然保护区，填补空缺。

　　国家关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精神的指示中，强调要尊重当地居民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地位，增强其参与感、获得感和自豪感，切实改变高比例迁出居民、切断文化传承脉络的做法。草原文化的繁荣发展离不开草原生态的全面改善，而传承和弘扬优秀草原文化有利于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对于草原这种特殊的“草-畜-人”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系统，还可以在各方面条件比较具备的地方建设游牧文化自然公园，充分挖掘草原生态景观资源和文化功能，打造一批精品草原旅游线路，加快发展以草原文化、草原风光、民族风情为特色的草原文化产业和旅游休闲业。同时抓好草原生态精准扶贫，引导和支持贫困人口积极参与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和文化旅游产业中，并为其提供稳定的就业增收平台，转移部分人口以减轻草原恢复的压力。可以考虑在阿鲁科尔沁旗北部巴彦温都尔地区，东乌珠穆沁满都宝利格-狼图腾的发生地，新巴尔虎旗，阿勒泰布尔津等地先行试点。游牧文化保护不仅仅是保留一些原真性的游牧文化自然遗产，还能够和周边变化中的牧区对比，起到典型、借鉴、促进、汲取营养的作用，这对于保护草原这个“人-畜-草”结构极为特殊的生态系统是非常有利的。

　　我们要将建设草原国家公园提上议事日程，弥补在中国生态系统中布局的空缺。为了适应生态文明社会对于草原保护管理的新形势新要求，应该适时修订《草原法》，积极推进《基本草原保护条例》和配套法律法规的修订工作，加快健全新时期草原法律法规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中草原生态系统的恢复及绿色发展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