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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郑 虹 穿过碧波荡漾的北京什刹海，沿着绿荫与民宅掩映的夹道一路向北，猛然抬头，两只石狮豁然闯入眼帘，一片庄严富丽而又略显肃穆的古建群突兀而出，一眼望不到边。这里就是中国清代历史上著名的恭亲王奕䜣的府邸，这里也曾经是清乾隆时期权相和珅的宅第，更是民国书画大家溥心畬曾经的居所。现在，这里是中国文化部直属的恭王府管理中心所在地，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也是国家级的博物馆。
做为目前保存最为完整且唯一对外开放的清代王府，从单一的旅游景点到做为公共文化空间的博物馆，恭王府经历了怎样长久的蜕变与华丽转身？放置在案头的这本由陈晓文主编的厚厚的《恭王府的博物馆之路》给我们做了全面而详尽的介绍。
这是一部既有翔实丰富的历史资料又有恭王府发展历程以及未来规划的图文并茂的大型画册，共分八个篇章，分别从发展规划、文物保护、展览展示、业务研究、文化活动、对外交流、公共教育以及文创开发等方面展开，这些内容，从各个角度和侧面展示了恭王府由王侯府邸到博物馆所经历的蜕变道路，从回顾、思考到展望，既有珍贵而又翔实的描述与回忆，又有近年来的发展和规划，使我们对于恭王府这座距今240年历史的王府禁地和这一独特的文化遗产，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和了解。因此，我认为这是一部目前关于介绍恭王府的最为完整和有价值的图书。这部图书对于研究中国王府文化、中国古建与园林以及从文化遗存到博物馆的建立等等，具有可贵和可供人们借鉴的价值，而对于向读者乃至世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作为这份文化遗产的守望者和王府文化的研究者，孙旭光博士在题为“责任与担当”的前言中，为恭王府的博物馆之路做了最为直接和简洁的介绍：恭王府始建于清乾隆41年至45年间（1776-1780），至今已近240年。在漫长的二百多年中，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地覆的变化，在演绎过权相和珅一生的传奇之后，恭王府做为威严华贵的王府禁地，见证了清王朝由盛至衰的历史进程；而做为辅仁大学时期，这里留下了如胡适、陈垣、鲁迅、溥心畬、张大千等众多文化学者和大师的足迹；做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音乐学院时，这里则不仅汇聚了新中国文学、音乐、美术、戏曲如黄宾虹、张伯驹、梅兰芳、程砚秋等众多大师，更是成为中国艺术教育领域的最高学府，培养出过许多艺术家。自上世纪70年代起，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谷牧、李瑞环、李铁映以及李岚清等同志的直接批复和推动下，恭王府从搬迁、腾退到修缮完毕对外开放，历经了三十余年。孙旭光说：“恭王府今天的发展和成绩，来之不易！是在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帮助下取得的，是几代恭王府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我们抓住机遇、开拓创新、锐意改革的结果。”
而在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同志题为“完成保护恭王府等几件周总理交代的任务”的回忆文章中，我仿佛看到一个北平左联的年轻人，穿行在恭王府的亭台楼阁间，古树下阳光里，三三两两的几个青年散落在这翠山碧水的花园中，就是在这廊回路转雕梁画栋的古建群中，青年止住了脚步，他抬眼凝望着飞檐上的仙人龙吻和端端飘荡在天边的云，陷入深深的沉思中，他不知道，自此他与这座王府结下了不浅的缘份。多少年以后，周恩来总理在病重期间向他委托了三件有关文化方面的工作，其中一件就是全面开放恭王府。此后，做为共和国的副总理，他开始亲自组织国家文物局和国家建委联合起草了《关于加强古建筑和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工作的请示报告》，其中特别强调了对恭王府的保护。再以后，他在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贺敬之等人的陪同下，多次到恭王府查看古建筑的保护情况。为尽早实现周总理的遗愿，他多次听取了国管局、文化部、北京市政府等部门的负责同志关于修复恭王府进展情况的汇报。在他的推动下，北京市向中央递交了《关于迅速腾退恭王府和加强管理工作的呼吁书》，李铁映同志很快就做出了给予支持的批示。他又请李瑞环同志对恭王府的腾退事宜给予了关注⋯⋯再后来，他把恭王府修复搬迁以及开放的工作托付给了李岚清副总理，并多次和李岚清同志一起到恭王府视察，现场办公，不仅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同时又提出“修旧如故”，要尽可能完整地保留清代王府建筑风貌的指导性建议。用李岚清同志的话说：“谷牧同志受周总理的委托，我是受谷牧同志的委托，抓了5年恭王府的工作。”⋯⋯自此，历经30年搬迁腾退修缮的恭王府，终于实现了全面对社会的开放。我想，这无论是对于周恩来总理还是谷牧副总理、李瑞环同志以及李岚清副总理来说，他们承担的都是历史赋予的责任。
在文物保护篇中，我们了解到，恭王府自1911年到1937年曾经历过三次重大的变故，小恭王溥伟为捍卫清王朝的君主政体，毁家以纾国难，曾出尽王府古画珍玩，一千余件青铜器玉器瓷器以及各种摆件尽数变卖给了日本商人山中定次郎，并于1913年在纽约拍卖，致使这些珍宝散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恭王府为向博物馆转变，自2009年起积极向社会征集王府旧藏文物，同时，也开始收集能够满足博物馆以及展览需要的各类文物文献资料和当代艺术品。值得欣慰的是，他们的努力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自2011年开始，他们不仅成功回购了1913年纽约拍卖时流失海外的旧藏——郎窑红荸荠瓶，还先后接收了北京海关无偿划拨的万余件罚没文物和艺术品，更有红学家周汝昌无偿捐赠的近五万件文献资料和个人收藏，著名收藏家张德祥、卢钟雄捐赠的二十余件明清时期的中国古典家具和百部贝叶经，同时他们还接受台湾友人捐赠的溥心畬绘画精品数十件，并征集到溥心畬早年部分画稿及历代碑帖400余件等等，藏品的数量和种类丰富起来了，藏品级别也大幅的提升，由2010年之前的一千余件达到了数万件，其中包括古典家具、书画、砚台、瓷器、造像以及古籍善本、老照片、皮影、唐卡、青瓷、紫砂、当代书画、摄影作品等数十个类别，初步形成了集文物、古籍文献、当代艺术品、民俗精品为主的收藏体系。
在业务研究篇中，我们了解到，自2011年起恭王府首次提出“王府文化”的概念并将其作为清史的一个领域来研究，明确了把恭王府建设成为王府文化研究中心、展示中心，王府文物收藏中心和王府文献收藏中心的总体目标，逐步营造起“王府文化”研究的学术氛围，使恭王府成为研究和展示王府和“王府文化”的重要载体。目前，已成立了古典家具、古建园林、福文化、紫砂文化、传统技艺、唐卡艺术等近十个研究中心，吸纳了近百名知名专家学者和人才参与到恭王府的学术研究和业务建设，通过组织研讨会、学术交流、展览等活动，增强了恭王府的影响力，为今后建设发展扩展了外延，打开了空间；同时，他们还加大对有关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出版了《老照片中的大清王府》、《恭王府明清家具集萃》、《清宫恭王府档案总集——奕䜣秘档·和珅秘档·永璘秘档》、《清代王府资料汇编》、《清代王府文化研究文集》、《华府美宅》等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和专著；还承办了红楼梦学术研讨会，积极并持续地推动恭王府与《红楼梦》为代表的众多传统文化的研究，丰富着“王府文化”的内容和内涵。
在展览展示、文化活动以及对外交流篇中，我们了解到，当昔日的荣耀与兴衰沧桑隐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在当前国家关于文化发展和繁荣的战略方针指导下，恭王府确立了“和恭人文”的核心价值观与发展宗旨，在展现王府历史风貌与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分别推出三大系列展：文物展，当代书画展以及非物质文化艺术展，并首创借助中国传统建筑园林之美，在情境中传承文化的展览模式，推出一系列的“小而精，小而雅，小而有特色”的艺术展，使恭王府不仅成为艺术家们心目中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灵魂的艺术展示殿堂，更由于“一展一画册”的出版模式，使中国艺术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而“中欧王府与古堡遗址博物馆发展论坛”“中国·丹麦”主题展以及“中国园”在波兰瓦津基公园的落成等一系列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系列活动，不仅让世界了解了恭王府，更使世界感受并了解到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活力，以及中国古典建筑与园林所承载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与精神风貌。获得了包括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等国际友人的一致好评⋯⋯ 如今，恭王府已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而是面向社会、活在民众现实生活之中的文化机构。在习近平同志提出“合理利用文物资源，让文物活起来”的方针指导下，恭王府的管理者紧随着中国文化创新与发展的脚步，在打造出集历史、文化、旅游和民俗“四张名片”的同时，在保护传承展示和打造中华传统文化方面有了更为立体多面和丰富有益的探索：“春分祈福”、“海棠雅集”、“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周”、“端午诗会”、“中秋寄唱”、“梅香雅韵”等贯穿全年的一系列文化活动，已经成为国内国际诗词界、艺术界有影响的文化盛事，吸引了红学大家周汝昌，著名诗人叶嘉莹乃至马凯副总理等文化界越来越多的知名人士的参与。
从“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到人们心中最佳的祈“福”之地，再到博物馆建设、文物保护、文化空间打造、旅游开放和文化产业创意发展，这座月牙河绕宅如龙蟠，西山远望如虎踞的恭王府，在博物馆建设的道路上已然蓬勃起来。我想，对于走进恭王府的中外观众来说，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中国历史的穿越，传统建筑园林以及艺术的享受与熏陶，感受更深的应该是当代中国传统文化所迸发出的活力与魅力。而对于守护者孙旭光们来说，他们心中感受最多的应该是，在继承、发展与传播中国优秀文化过程中沉甸甸的责任与担当。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恭王府的博物馆之路》的出版已超越了恭王府对本体的梳理，一页一页地翻阅着画册，一宫门、二宫门、银安殿、嘉乐堂、锡晋斋、安善堂、乐道堂乃至翠锦园，从威严庄重殿宇楼阁上精美富丽的龙纹彩绘和门饰上的九排乳钉，显示着这处府邸主人的尊贵与非凡气度，历史在这里停留下来，而传统与当代在这里“活”了起来。
（撰文：郑虹，文化部恭王府影像设计室主任、编审、策展人，第七届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得者。
（编者按：此文首发于2016年6月14日《人民日报》。据悉，在2017年5月18日的国际博物馆日，文化部恭王府博物馆已被国家文物局中国博物馆协会评定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本文发布时略有删改。） |
